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次被推后。据称，在《工资条例》草案中，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反对，而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满意的解决方案。（《济南日报》8月22日）

　酝酿三年有余的《工资条例》，再次陷入僵局。这个僵局，应该在意料之中。工资条例何以“千呼万唤出不来”？在一个工会刚性不强，劳动者如原子般无依无靠的情境中，面对强大的资本力量和利益集团，这个法律的难产天生就注定了。其实，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早在2000年就出台过《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至于“同工同酬”，《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等，也都作过详细的规定。然而，这些白纸黑字，最后都成了一张画饼。

　社会发展至今，劳动者最缺的并不是法律。从最初的《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法律一部比一部好，一部比一部“偏向劳动者”，甚至到了苛刻的阶段。可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现实之树常青，再好的法律文本也要有人来执行，画饼不能充饥。即便有一天这个《工资条例》出来了，但在劳动者博弈地位缺席，如一盘散沙般弱势的情况下，“工资协商”，“同工同酬”等要求，仍将会轻易被资本和权力联手化解。

　在法理上，劳动者有“三权”，一为团结权，即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二为集体谈判权，比如这个“工资集体协商制”；三为行使团体行动权，如果谈判不成功，劳动者还可以通过工会实施这一权利。

　可见，在劳动者权益地位的保障中，工会始终处于关键的地位。就拿“工资集体协商制”来说吧，所谓集体协商，就是通过企业（雇主）与工会（工人）之间的谈判来决定工人工资，签订集体合同的一种制度。然而，现实的工会又怎么样呢？许多工会是官办的，工会行政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至于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工会，则往往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工会人员附属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特征，就表明了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中，扮演的将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现实中，工会热衷的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送温暖活动”。

　学者刘瑜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保护弱势群体》，文中说：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在现实的语境中，工会在关键时刻总是“失语”，而民间的自组织却常遭到挤压。对于这个《工资条例》，套用刘瑜的话来说：劳动者需要法律来保护他们，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法律允许他们更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