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5年，刑事诉讼法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框架和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8月22日《京华时报》）

　新闻的标题就是“刑案拟摒弃大义灭亲”，这是说，刑事诉讼法今后不再提倡“大义灭亲”了。那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究竟怎样说的？具体的文字表述是“近亲属可拒作证”：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于是新闻说，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

　去年，最高法规定亲友“大义灭亲”嫌疑人可轻判时，就引起媒体的一片反对之声。我以为，亲友的“大义灭亲”换来犯罪嫌疑人的轻判，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应该把功与过的主体区分开来。但是，肯定“大义灭亲”的大原则应该没有错。但是，许多号称专家、学者的先生却撰文说，应该否定“大义灭亲”。他们的论述是从中国古代开始，引用孔子的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证，说明人情应该高于王法，反对“大义灭亲”才是人性，才是正宗的传统。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大义灭亲”故事的来历，就是说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了帮助刚即位的卫桓公，设计除掉了庄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为非作歹的儿子石厚的故事。史家对于石碏的“大义灭亲”，却是持赞扬态度的。文章最后说，“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从春秋之后的几千年，历史上好像并没有否定石碏的议论。这就是说，赞扬“大义灭亲”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那么，现在将要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摒弃了“大义灭亲”吗？我看没有。只是说“近亲属可拒作证”。所谓“可拒作证”，自然也“可以作证”，并没有禁止、否定的意思。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近亲属证明自己的亲人有罪，可能会牺牲家庭人伦关系，让他们作出这样的决策实在勉为其难。所以对他们拒绝作证采取允许、宽容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拒绝作证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但是，反过来，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作证，如果他们觉得实现正义比维持亲情更重要，或者觉得把犯罪的亲人扭送公安机关投案，不仅不是“大义灭亲”，而且是“大义救亲”，那么我们不仅允许这样的做法，更应该赞扬、奖掖这样的行为。

　所以，对法律的解读不能走向极端，“真理越过一小步就是谬误”。我们允许公民不“大义灭亲”，是给公民一个正义与亲情之间的选择权，并不意味着否定“大义灭亲”；我们规定“近亲属可拒作证”，也不等于反对、禁止近亲属作证；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依然应该得到赞扬———允许一部分人做不到，但“大义灭亲”的“大仁义”是不能否定的。（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