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