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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引发的权力危机

发布时间:2011-08-23 06:09  来源:广州日报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7月2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4期读书讲坛上,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用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危机——长征前后(1934年~1936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和毛泽东逝世(1976年)产生的危机以及转机,并总结出六条成功经验。

 三次危机——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

 六条成功经验——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军事危机:长征前后(1934~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源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到了西安,发现事情并非如原先预料,国际舆论对张、杨的行为颇多非议,南京方面也准备出兵西安……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调整,决定不再提出审蒋、处蒋,而是逼蒋承认中央红军,一致抗日。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粮食危机:大饥荒(1959~1961)

 韩教授说,经历过3年大饥荒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据韩钢教授所掌握的,就有二十多种说法。不管人数多少,铁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

 吹牛并非不上税,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总理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结果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高层权力危机:毛泽东逝世(1976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总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的高层政治格局出现多派并存。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练洪洋)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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