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上限危机刚得缓解，主权信用评级旋遭降级，纽约三大股市8日全线大跌，国际社会对美国国债信誉乃至经济复苏前景的不信任弥漫开来，第二轮国际金融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奥巴马政府尚未来得及喘口气，便不得不继续迎难而上，全力应对拯救美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挑战”。

　冷观奥巴马过去两年多的“新政”，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非“体制性变革”无以为解，“寅吃卯粮”的赤字经济早已异变成美国经济霸权的内在属性。奥巴马对此虽心有感悟，但却知易行难。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要继续举债，实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借提高债务额度，继续融资注资，在赤字条件下刺激经济复苏，最终依托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实现减赤目标。因此，美债风波的实质是美国还能不能继续靠不断举债的老路来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增长。

　而其中成败的关键，在于奥巴马能否利用手中好不容易争来的“闲钱”继续他的“新政”，并能在短期内取得刺激经济、缓解失业、提振信心的成效，在中长期完成新一轮体制性变革。恰恰在这方面，人们似乎没有乐观起来的理由。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巴马推动“新政”成功似乎缺乏必要的条件。

　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体制性变革，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解决的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国际化等重大难题；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则是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轨过程中面临的全方位挑战。“进步运动”的成功，得益于民主、共和两党和衷共济，虽改革路径不同，但目标高度一致；“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则与罗斯福连续十三年执政的“绝对权威”分不开。而两次改革成功的另一共同条件是，一战和二战的爆发转移了矛盾、拉动了经济、刺激了就业。

　奥巴马今日之处境则完全不同。内部，两党恶斗、党内分化，缺乏大的政治变革所急需的政治基础，而且社会矛盾多元、利益群体多样，减福利、增税收、削经费样样都难，以致奥巴马空有变革之志，而无变革之法；外部，欧日等西方盟国日子比美国更难，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头不减，国际体系变迁深度展开，使美国借助国际机制、转嫁矛盾的难度增大。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手段拉动经济的效应已经骤减，这是由反恐时代战争的特殊形态决定的。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没有看到提振经济，而是拖累经济。奥巴马之所以不敢在利比亚战争中牵头，正在于此。此外，在大时代、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奥巴马的个人权威、决断能力、政治根基显得不足，而这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

　说到底，美国当前面临的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忧虑美国霸权的命运，恰恰是看到，曾经引以为傲的府会制衡、两党互补、社会活力、企业精神等美国体制，在国际金融危机、国际体系变迁催生出的国家转型新阶段，并未迸发出历史上一再释放的修复能力，反而成为掣肘经济复苏的顽疾。美国经济的增长点何在？美国两党能否摈弃政争尽快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美国人民是否做好准备过一段“苦日子”以共克时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必然成为2012年大选的中心话题。（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