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北京大运会，张尚武获得男子吊环金牌。新华社 陈小鹰 摄

    从大运会体操冠军，沦落为小偷入狱，再到街头卖艺，前国家体操队队员张尚武的这段不寻常人生经历，近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张尚武这个个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他身上也反映出一种发生在我国专业运动员群体身上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小小年纪离开学校，进入专业队，文化程度属于半文盲，全部精力和时间用于封闭训练，伤病后退役，再就业艰难。

    张尚武的遭际使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我国大批专业运动员退役后找不到工作，无法自立社会的现象，以及体育和教育严重脱钩所导致的一系列更严重社会问题。

    专业运动员在我国是个特殊的群体，人数不多，受关注度不小。据了解，我国目前有１７０００多名专业运动员，除了凤毛麟角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外，一批批因伤退役、或因无出色成绩而被淘汰的运动员，普遍面临着由于教育缺失、没有学历而找不到工作。

    体育界多年来一直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退役运动员工作安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呼吁在役运动员自发加强文化学习，建立优秀运动员退役保障基金，帮助联系高校学习等，虽然情形有了些起色，但由于产生问题的根源——体育和教育脱节无法有效解决，所以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培养运动员基本上还是沿袭三级体制：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这种脱离学校教育环境、终日封闭训练的专业队模式，在以往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培养金牌选手的最有效途径，大多数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都是如此培养出来的。

    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运动员退役后政府负责分配工作；现在，市场经济时代，运动员退役后自己找工作；以前，初中文化的运动员退役后好歹可以找个饭碗；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难，没文凭的运动员群体再就业异常艰难。出现冠军搓澡工邹春兰、卖金牌的艾冬梅，甚至街头卖艺的张尚武，不能说是时代的悲哀，而是变革时代的现实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体育社会化和职业化的拓展，昔日竞技体育的定位和金牌的价值正在和变化着的体育观念发生碰撞。

    体育回归教育，要金牌，更要健康，更要人的全面发展的呼声，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号角声中，正在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相信良性的碰撞不但不会消解竞技体育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促其在新形势下走出一条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新路。

    体育界呼吁重视在役运动员文化学习和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是必要的，救助邹春兰、艾冬梅、张尚武等人的爱心是可贵的，但仅仅如此，恐怕不够。笔者以为，这些措施依然只是补缺，而不是培育滋养，是治标之举。真正的治本，是体教结合，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回归教育。

    是否可以借鉴美国、日本、欧洲等体育大国的经验，让体育回归教育；让体育和教育口不再各管一摊，各念各的经；让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有学上、有书读；让广大青少年除了应付高考体育课外，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和赛事，德智体全面发展。

    体育回归教育是千秋大计，不但可以保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促进教育改革，增强青少年体质是强国强种的根本，金牌再多，国民体制滑坡，也是悲剧。

　　体育回归教育其实是两个层面的话题。第一个层面是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缺失。应该看到，造成专业运动员退役再就业难，是专业队体制和学校教育脱节造成的，不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运动员文化程度低、退役后无法自立于社会的现象就不会消解。

    是否可以在现有的模式下，尝试走从高校培养高水平竞技选手的路径。清华大学曾搞过高水平的跳水队和射击队，但一些人为因素令这有意义的尝试流产，但流产不证明无法孕育。事实证明，北体大就培养出若干奥运和世界冠军；北师大的体育与教育学院也培养出不少国内女足、女子橄榄球和女子篮球顶尖选手。国家女子橄榄球队一直由农业大学队代表，她们不但屡获亚洲冠军，还打败过世界强队。北师大的几个女足国家队的大学生，平时在学校训练，吃大食堂，住普通学生宿舍，学业优良，球技不输吃专业饭的运动员。

    据中国校友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１９８４年奥运会以来，中国共在１１２个单项和集体项目上获得奥运金牌。这些冠军退役前后许多人进入高校学习深造。人民大学和北体大排名第一，各拥有１０人；北大６人、清华５人，共有３８所大学吸引了８５位奥运冠军求学。我们为这些奥运冠军开始第二人生而高兴，但同时也看到，普通运动员退役后缺少入高校的机会。

   有人建议在竞技体育界，首先探索专业体工队和学校教育接轨的模式，规定运动员完成义务教育课程，在校或在队均可。这样，势必会挤占运动员训练时间和精力，但培育金牌时不能忘记育人，再正当的理由也不能剥夺年青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另外，是否可以考虑在一些有条件的省市试点搞体教结合，尝试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模式。近年来，专业队选苗子已经越来越难，许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都选择上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视进省市队甚至国家队为畏途。高校有一流的体育设施，许多高水平教练愿意去高校任教，家长和孩子也首选上大学，如果把竞技体育经费划拨高校一部分，引入国外大学体育奖学金制度，这就是一条水到渠成的培养体育明星的新路，何乐而不为？

    第二个层面是重视学校体育教育。竞技体育植根于学校体育是体育发达国家的惯常作法（职业体育除外）。美国、日本、欧洲许多国家都是把体育和教育紧密结合，流行的是体育＋教育模式。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体育教育的缺失是社会和民族的悲哀。美国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几乎全部是通过参加学校体育这块土壤发育出来的；日本小学一周至少有６堂体育课；而我们超过半数的中小学里没有体育老师，体育课被占用，或“放羊”。体育回归教育、回归校园，救救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们吧！这是近年来数亿家长和孩子们的呼声，但喊破嗓子却得不到改观。

 　 运动员退役就业难虽然是个社会问题，但和国民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严重下降，中小学几乎完全忽略体育教育的现象相比，还只是个小问题。在从体育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新时期，为体育重新定位，使其回归本质非常重要。

    体育和教育必须结合，此举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中华民族的兴衰，属于重大国策，期待这一天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