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攻坚战结束后，东总还专门召开了主力纵队主官首长、参谋长座谈会，仔细探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
会议开得很沉闷，谁也不愿多讲话，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参谋长刘亚楼望着林彪，林彪脸上没有表情。
见此情景，刘亚楼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夏季攻势形势很好，连续歼敌，节节胜利，最后进攻四平，敌情就不甚了解，甚至连一张四平城市地图也没有。工事怎么样，到底有多少敌人，71军的主力到底被歼了多少，各说不一。老实说，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就发动了进攻，结果碰了大钉子，打了大莽撞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损兵折将，第三次把敌情、道路都弄清楚了，并和内部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打下来了。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接着也承担了责任。他说：
“我们部队过去比较擅长游击战、运动战，打阵地战没有优势。这回打攻坚战我们更缺乏经验，一些部队以大部队投入，整营整团地密集攻击，队形展不开，火力不易互相支援，结果在敌人密集火网中造成了伤亡严重，这是我们今后要严重注意的大问题。”
各纵队司令员们见总部领导敢于承担责任，也都作了发言。有的检讨自己，有的批评别人，有的语气平和，有的也不乏尖刻。
林彪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等大家都发泄得差不多了，林彪终于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说：
“不要你们负责，四平没打下来，责任完全在我……”
不管林彪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四平攻坚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林彪作为直接决策者，当然不能推脱责任。
据一些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在四平攻坚战的兵力部署上，当时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曾提出过建议，他认为，我军只以两个纵队攻四平，与敌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能用3个纵队拿下四平是有把握的。他还根据侦察的情报，详细分析了四平守敌兵力、火力、工事构成等情况。指出四平守敌兵力并非总部判断的只有71军的88师的1.8万人，45师已退守四平，并有保安部队共约2万余人。
刘亚楼认为邓华的看法很有价值，迅速找到林彪商量。
林彪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邓华的建议电报，沉默了半天，却语气低沉地说：“我看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纵队。”
林彪说完，闭上眼睛在炕上养神。在战略战术决策方面，林彪总是有自己的主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没有能采用这个建议，确是个很大的失误。
四平攻坚战开始时，林彪被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胜利鼓舞着，情绪一直不错。当四平已经大半在我军手里时，谁也不再怀疑胜利者是东北民主联军。
新华社关于四平攻坚战的捷报传向各战略区。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得到这个消息，把贺电都发来了。
但是，林彪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四平守敌中指挥作战的是同林彪同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陈明仁，这个人熟悉兵法，深懂韬略。他不仅对守城有经验，对巷战也有高招。当民主联军向铁路天桥发起猛烈的进攻做攻四平的最后一搏时，陈明仁让他的部队趴在过街天桥上，往街道上撒黄豆，使冲过来的解放军官兵纷纷滑倒，陈明仁的部队则在街道两旁的楼房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猛烈射击，使我军伤亡很大。
双方打成胶着僵局。
也许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毅力之中。
“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朝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化。”刘亚楼这样说。
林彪反问：
“如果一两天内拿不下四平呢？”
刘亚楼说：“敌人虽然有援兵，但他们都被我军围城打援搞怕了，行动肯定迟疑。我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给四平守敌最后一击。”
“拿不下四平，全军就将陷于被动，趁敌人未合围前，快撤！”
一向处事慎重小心的林彪这次又是走为上策。
这一撤，再次救了陈明仁的命。
蒋介石得知四平解放军撤退的消息十分高兴，先后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有功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并特电陈明仁：
明仁将军吾兄：此番四平之战，为党国主义，忠勇壮烈，激战十八昼夜，发扬黄埔精神，不惜牺牲到底，碧血丹心，足以唳鬼神而动天地。
四平再走麦城，林彪得到这样的经验：“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林彪于1947年7月17日写给李天佑的信)
多年后，曾亲自在四平担任指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也帮助解放军对这次打四平的教训作了分析，他说：“今天回顾起来，解放军在那次夏季攻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例如，解放军5月19日在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第71军88师之后，倘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第71军也有全部被歼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忙于分兵掠地，攻取东丰、西丰、昌图、开原等地，使陈明仁将军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机会。此后在四平街攻坚战中，解放军又犯了轻敌急躁、战术运用失当的错误，致使久无功，兵员也受到较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 （本文摘自《东北虎》，李明计、高月泽 著，长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