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应对中东变局的困境

面对中东的政治动荡，奥巴马的反应先是谨慎、摇摆，后来又在利比亚问题上冒进，前后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反应出美国在中东政策上左支右绌的困境。

奥巴马上台后反其道而行，实施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中东政策。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明确放弃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提法，代之以“打击暴力极端势力”，以此减弱对中东国家的冲击波。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提出清晰的撤军时间表，缓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不满。在民主问题上，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把近期地区稳定摆在了长期民主化前面；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奥巴马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压力，力促恢复和谈，期望为美国的两难困境解套。然而，突如其来的中东政治动荡一夜之间中断了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让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奥巴马必须在美国的国际信誉与美国的价值观之间走钢丝，在稳定与民主的平衡中寻找站位。美国要在中东落实“战略收缩”，就必须将地区稳定和反恐的任务交付给其中东盟国，因此奥巴马政府更加依赖埃及、沙特、也门等国家的政府，尽量不表露对他们的人权批评。突尼斯、埃及政治动荡发生后，美国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支持当地政府。但是，随着埃及局势的快速变化，奥巴马认识到继续支持穆巴拉克将站在失败者一边，这才站到了穆巴拉克的对立面，声称穆巴拉克必须下台。而在沙特、巴林和也门，美国尽管对反政府运动表达道义上的同情，但是从一开始就同当地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们采取暴力措施稳定局势。这些国家均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他们的稳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在稳定与民主、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奥巴马总体上站在稳定和利益的一边；但是当形势已不可为时，则顺势而为地站到了民主一端。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受到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内政治的主导，明显偏离了利益与人权之间的平衡状态。首先，利比亚不涉及美国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次，军事干预利比亚非常有可能让美国再度陷入中东战争，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利比亚内战开始后的一周内，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共识是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然而，当卡扎菲的政府军逼近反政府控制的班加西的时候，利比亚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变得真实而迫切，国内政治和国际领导地位的考量主导了奥巴马政府的决策。鉴于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科索沃问题上受到的国内指责，奥巴马如果无所作为，将会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国际上，若美国无视英法的要求，坐视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大打折扣。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强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即使知道利比亚是一个大陷井，也只能不管不顾地跳下去了。

在对待通过“民主化”进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的反对派，奥巴马政府在民主程序和民主结果的认同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此轮中东政治变局中，长期受压制的宗教政治力量将在一定程序上复兴。美国是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国家，对于宗教力量参政本身抱有很严重的戒心，更何况“穆斯林兄弟会”历史上同“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美国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又是通过美国所赞赏的民主程序进入政治舞台的，在道义上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正是美国感到尴尬的原因所在。

中东变局发生以后，这些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政府今后是否能够一如继往地落实美国的反恐政策、能否继续维持现有的对以色列政策，以及对哈马斯持何态度，都是一个未知数。美国政府的一名反恐官员说，新变局令人恐惧，美国将不得不重塑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关系，这确实令人担忧。传统上，美国主要依靠这一地区对美国的友好政府落实反恐政策。埃及、也门、突尼斯等政府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的重要伙伴，甚至利比亚近年来也成为了美国的反恐伙伴。但是变局发生以后，这一切将如何重新洗牌，美国还在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