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专家透露，年内工信部将修改烟包标识的规定，烟包警示标识如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采取图文并用的形式，将能扭转现有警示标识控烟效果有限的现状。　　（7月24日 《北京晨报》）

　在签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我国庄重承诺：2011年，对公众提供防止接触烟草烟雾的普遍保护，并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此次工信部要求修改烟包标识，可谓践行控烟承诺的举动之一。但在承认修改标识的积极意义之同时，还需提醒的是，要想从根本上取得控烟成效，靠修改烟包标识还远远不够。

　在笔者看来，中国控烟不力的根子是烟草产业的利益已经在社会上深深扎根。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烟草生产与消费大国，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我国的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大户。在2006年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有78家烟厂登上了排行榜，纳税总额1325.35亿元。其中前100名中有35家烟厂，共纳税1077.20亿元，占纳税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

　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烟草生产厂家，甚至一些地级市和县，也有烟草生产企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地方特征浓厚的烟草企业，地方政府和烟草产业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联。很多地方的税收构成中，烟草税收都是中坚力量。比如云南，烟草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甚至高达70%。

　由于实行“严格专卖、寓禁于征”政策，目前我国烟草行业总体税负约55%，这在有效地抑制产业盲目扩张的同时，也使一些地方财政患上了“烟草依赖症”，将烟草业当做地方的支柱产业去大力发展。当然，烟草产业利益还关系到广大烟农、烟草产业工人和销售者。据估算，烟草业（包括生产、销售）共解决了6000万人口的就业。这也难怪一位烟草局副局长发出“控制吸烟可能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的感慨。

　一方面是烟民众多，市场庞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烟农、工人靠烟生存，地方政府的财政靠烟草支撑，如此多方利益牵扯，仅仅靠有限的宣传来控烟，禁烟之路必然分外坎坷。如果我们缺乏有力的证据去消除政府对禁烟后所影响财政收入的疑虑，恐怕一些政府依然会以默许的方式鼓励吸烟，而这恰恰是中国控烟形势依然严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