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反腐话题再度激起公众的热情。最高法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从审判结果来看,职务犯罪案件存在适用缓免刑比例偏高、“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等问题。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透露,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审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释,规范职务犯罪缓免刑判决。(7月20日《新京报》)

官员职务犯罪审判,一直存在两种非常不好的趋向:一是职务犯罪缓免刑过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大大降低了官员腐败成本,犯罪代价大大低于犯罪收益,选择犯罪于是成为一种“理智”的行为；二是,除了刑罚上缓免刑滥用之外,在经济方面的判罚也只是追缴赃款,没有额外的威慑性惩罚,选择犯罪于是又成为一种“经济”的行为。

官员腐败被绳之以法的概率本身不高,加之即使现形被抓,依然是“理智而经济”的——在看似比较强大的反腐声势面前,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能够不越反越多,案件数量如何能够不连年攀升?与之相比,许迈永、姜人杰等极少数被执行死刑的案例,似乎仅是个例,对更多腐败官员形不成足够威慑作用。

要在法律层面加大反腐力度,首先就应该弥补法律的罅隙,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大司法监督的力量。普通人盗窃一两千元就构成犯罪被判刑,而官员贪污受贿5000元才构成犯罪；普通人犯罪动辄“刑讯逼供”或者“从重处罚”,而职务犯罪却缓免刑过半,这是毫无道理的不平等待遇。最高法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不得使用缓免刑的具体情形,对职务犯罪量刑进行细化,对于避免基层法院“同案不同判”非常有必要,但似乎又还不够。

导致职务犯罪缓免刑泛滥的所谓“有些办案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本质上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不该有的手软。因为“善待权力”,即便面对已经腐化的权力执掌者,也总能存下些获益的预期；即便得不到预期的获益,至少还可以避免预期的麻烦,因为权力的报复能力是不可小觑的。为强化反腐威慑作用考虑,官员职务犯罪缓免刑判决不仅应该规范滥用,更应该强调慎用——换言之,官员职务犯罪不判缓免刑是正常的,判缓免刑才是不正常的,是必须给出充足理由的。

对于官员职务犯罪,不仅要缝补刑罚上缓免刑泛滥的漏洞,同时还要在经济上断了贪官“牺牲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幻想。在国际上,除了对贪官刑罚惩处外,都会根据贪污受贿的情形进行经济上的惩罚性加罚。例如美国,除了罚没赃款外,会根据贪污受贿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计算出一个加罚额度,这个额度是对公共利益损害额度的3倍。试想一下我们身边那些贪赃枉法的贪官,他们牺牲了多少的公共利益?要他们赔肯定是赔不起的,可问题是他们从来不用赔。

腐败案件连年上升,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要有力打击腐败,仅空口白牙加强打击是不够的,首先得在法律惩处力度上扭转失衡的天平,慎用缓免刑因而是一种反腐必须。（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