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反对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便从保安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先后发出三次电报。前两封电报转述了张学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一封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并说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将前往，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在13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告知西安事变的原因及其性质和中共的应变设想外，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发生，始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收到中共中央的数次电报后，对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断置之不理，反而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

　　有学者指出，这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有关。1936年前后，苏联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认为张、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社论指出：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合的口号。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15卷)

　　共产国际回电，只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四个条件，而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杀蒋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确提出“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然而，中共中央18日“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就是所谓的“乱码电报”。有学者对“乱码电报”提出质疑，认为两封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因而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苏联考虑到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于是通过共产国际批评中共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步骤，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的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毛泽东只得在(12月17日)给张的回电中安慰说：“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让张学良相信苏联报刊所发文章只是外交辞令。这里，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收到电报或从国内外报刊上晓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即远方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介绍了他在1937年11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斯诺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斯诺还记述，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勃然大怒，一边咒骂一边跺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也写到此事：“正当中共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毛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这里，特里尔也是引用斯诺的叙述，但他在采访黄华时，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证实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并译出。真相如何，有待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或有关当事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