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多次参加价格听证会，参会时基本上支持政府涨价，成都四名听证代表被网友指为群众演员。其中，年过六旬的胡丽天，过去七年约参加过20次听证会，廖冰虹至少参与了18次听证会。（7月17日《现代快报》）

　诚然，涨水价，你支持！涨的士价，你支持！摇号购车，你还支持……逢听必涨、言听计从，这几人确实难洗“听证托”之恶名。

　但笔者觉得，简单地把矛头指向“听证专业户”，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说白了，这四名代表只是群众演员而已，是上瘾了的群众演员，是会说话的木偶，不找出导演是谁，谁在幕后操控，即便把四人骂死又能如何？

　我们看到，胡丽天过去七年约参加过20次听证会，廖冰虹至少参与了18次听证会。众所周知，遴选听证代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胡丽天、廖冰虹的被选中率为何如此之高，相关部门真正遴选了吗？或者说在大范围内遴选了吗？如果遴选很科学，遴选范围很大，胡丽天之流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之高的出镜率？

　而且，一个正常的人，当政策危及了自己的利益，比如涨水价了、涨停车费了，就会本能地反对甚至抵触，但胡丽天等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这是为何？是不是相关部门的授意，或者说与相关部门达成默契？因为，就公众的个人体验看，组织者找托、找群众演员并非新闻。

　毋庸讳言，当前不少听证会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有人直称“听证会就是当今最大的情景喜剧”。听证会制度的设计初衷良好，刚从国外引进时，被视为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制度创新，由原来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独唱”，转向政府、专家、大众在决策过程中“合唱”。之所以异化，不只是听证代表出了问题，而是相关部门的思路出了问题，他们压根就把听证当做一种形式，诚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所称，“在实践中，一些听证会成了精心裁剪的时髦而华丽的外衣，被用来打扮、包装政府部门的决定。”

　听证托注定被人鄙薄，但要改变当下听证会的弊端，还需要从制度上破冰，打破权力运作的封闭性，真正扩大公众的参与性，正如有学者所称，应充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打破行政垄断格局，构建一种公众和政府相互倾听、学习、信任的公共治理关系。（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