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的心腹部将韩复榘、石友三在中原大战前叛冯投蒋，或许就是一种报应。旧式军人的如此行止，当然不能简单地以道德标准一评了之，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择木而栖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冯玉祥，不懂政治。他直来直去的思维是：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他在政治上不为自己预留后路，而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生存哲学，往往在大难临头而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就只有出尔反尔了。

　　中原大战爆发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至电冯玉祥，劝罢干戈，冯回电：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但冯不失为一个标准的军事领袖，他所统率的西北军素以善战而闻名。西北军虽在中原大战后被肢解，但在以后与日本人的战争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西北军的雄风，如二十九军等，也能听到西北军将领的鼎鼎大名，如宋哲元、张自忠等。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于当年的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不无得意地宣称：“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

　　不过，今日之“反动派”、“军阀”，昔日却与蒋系亲密之同志，有的还换过金兰拜过把子。战争初期，蒋之左右不无担心地说，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蒋在政治手段上，的确高出张学良、冯玉祥之辈一百倍还不止。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人性中的弱点，并大加利用。既可以用帮会中磕头换谱之类的把戏与人结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后毫不留情地拿起枪杆，还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后以高官厚禄善后。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纵横捭阖，简直妙不可言！

　　“关余”即每年收取的关税先交给列强作为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赔偿款，余下的才发还给中国政府。此一战，“成果”不可谓不多：个人方面，蒋介石树立了在党国中的威信；军事方面，最大的对手冯玉祥烟消云散，阎锡山、李宗仁俯首称臣，东北王也被成功地安抚；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在战后取消“厘金”、废除“关余”实行关税自主；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为对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体。但是，由此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很大：参战各方共动用了150余万兵力，死伤30余万；消耗民财无数，黎民之苦痛，不忍记述；拥兵自重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各军事集团只不过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问题也没有因拿起枪杆子而迎刃而解。因之，仅仅看到蒋介石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喜不自禁，则未免过于简单。

　　颇具政治远见的蒋介石，于此时即已看出，中日之间将来不免一战，而当日之中国尚不具备与日本一战的能力，因而整顿国力成了当务之急。蒋介石深信“攘外必先安内”，他当然知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但于己、于国、于将来，他昧着良心行事，他明知滥用武力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还是拿起了枪杆子。1930年的除夕之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还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还诸我生者，诗曰：“毋忝尔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引自《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个人日记，理应排除作秀之成分。

　　杀人如麻的蒋介石，为何在中原大战尘埃落定之后，作如此之感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复杂、难以揣摩的蒋介石，操纵着中国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行驶于惊涛骇浪的1930年代。1929年8月，国民党编遣实施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是与会期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合影，但他们貌合神离，原因是蒋氏仍然企图以压缩他人实力来扩张自家实力，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各大军事集团间的矛盾，导致了会后不久便爆发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没有解决异常纷乱的中国政治问题，因而蒋介石于此后还要不断地拿起枪杆子，其中影响甚大的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围剿。

　　1927年国民党“清党”和“分共”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即进入低潮，但还是有部分力量迅速发展，并很快在国民政府控制薄弱、也最为贫困的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进入江西的大山之后，在此时还只有三十几岁的湖南人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尚处农业系统的中国，其最根本的改造在于基层，在于土地。这一点已于此时为毛泽东和他的同道们看出。由于这一崭新的社会改造运动，为百余年来所未见，因而，他们的改造工作富有成效，江西中南部的井冈山以及周边地区进入了一个火红的年代。江西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仅咫尺之遥，蒋介石自然不乐意在中央政府的身边还有一个政府与之相抗衡，故而，他又一次拿起枪杆子，从1930年10月起，先后五次对“苏区”实施武力围剿。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于几年前即已将心狠手辣的蒋介石看透，也深知“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的屠杀，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根据地在不断发展。对围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上的失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瞎指挥和王明奉行的错误略线，造成了红军极大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于1934年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千锤百炼的长征队伍中，约有五万精华后来到达陕西北部，稍作休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遂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加入到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之中。 （本文摘自《1750-1950的中国》，汪中求 王筱宇 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