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惩腐第一声枪

　　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被纷纷“曝光”。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在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感人事例。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其犯罪事实一经查明，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时根据地内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样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例如，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谢步升，瑞金县九区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他将一位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掉队的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占有了其金戒指和毯子。谢步升生活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他嫌自己的妻子杨氏碍手碍脚，便把她卖给邻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却对邻居说杨氏回娘家了，几个月后又说她改嫁了。其实，被卖的杨氏并未到老光棍家，而是回娘家躲了起来。1932年2月，谢步升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正气浩然的“何青天”

　　1932年5月，有人向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举报，说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何叔衡不相信，共产党内竟有这等组织部长，决定亲自带人到组织部驻地黄柏村进行调查。

　　五十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向何叔衡哭诉道：“陈景魁驻进村后，见我儿媳长得漂亮，就进行调戏，还用酒把她灌醉，施行强奸。我儿知道后，去区里告状，竟在路上被陈景魁派来的一伙打手打成血人，手臂和腿骨均被打断。”何叔衡听了非常生气，决心深入调查。结果他又发现，陈景魁在村里还强奸了另外三名妇女，并与一名寡妇经常厮混。同时还查明，陈景魁拉拢结交一伙赌徒、打手、恶棍，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强摊款物，对不服从者施以打击报复。

　　调查清楚后，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然而此时，何叔衡却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劝何叔衡说：“陈景魁有一帮黑势力，千万要小心！”何叔衡轻蔑地笑道：“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何叔衡毫不退缩，决意要将陈景魁法办。就在这时，有人传出信息：“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不为所动，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何叔衡速战速决，将陈景魁公审后枪决，其他恶棍与打手也分别受到了严惩。寡妇李秀梅一家人为感激何叔衡，特地酿了一壶香米酒送去。何叔衡婉言谢绝，他说：“我本是专门与那种向群众索要财物的坏人作斗争的，怎么能反过来收受你们的东西呢？”对此，李秀梅一家和村民们深受感动，于是“何青天”的美名便在苏区传开了。 （本文摘自《往事钩沉》，吴元浩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