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部分银行因为资金紧缩对个人房贷业务开始惜贷，有的银行规定具备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身份才可办理房贷。一家银行的经理介绍说，非济南户籍的外地人如果没有结婚很难获得贷款（7月10日《新京报》）。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山东部分银行房贷仅向公务员或事业人员开放，让人看到了银行是如何与权力阶层结为“同盟军”的，又是如何抛弃一般公众的。事实上，此前已有一些银行显现出对权力阶层的特别偏好，如某银行曾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对比之下，“房贷仅向公务员开放”还值得奇怪吗？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就笔者看来，这是当下社会日益权力化和社会资源日益向权力阶层倾斜的结果。说穿了，这是权力优先的产物。并且，权力优先的逻辑在现实中并不少见，针对官员的优惠措施层出不穷，有些地方出台的政策竟成了对官员的“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权力优先的逻辑正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必须注意到，现在各个阶层的不公平感都在增强，相对剥夺感成为公众潜在的社会心理，落后的利益补偿机制导致利益损害现象增加，而权力优先逻辑加剧了这一不合理现象，并且最终形成了权利的不均衡分布。

　更何况，权力优先逻辑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现实中，不同阶层的目标和话语正在逐步分道扬镳，并且各自的价值取向、发言权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落差，各群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在这种状况下，权力优先逻辑不但导致公众共识的可能性在下降，而且会成为引发社会信任危机的导火线。

　隐藏在“房贷仅向公务员开放”背后的权力优先逻辑容易引发认同危机。权力优先逻辑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身特殊利益往往侵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群体、阶层的利益，导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如此以来，就会对公务员和政府产生非认同感。

　更重要的是，权力优先逻辑在增加公众不安全感的同时可能诱发社会风险。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社会安全隐患，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而权力优先逻辑增加了消除社会安全隐患的难度，诱发和加剧社会风险。

　当“房贷仅向公务员开放”明目张胆地出现并且理直气壮时，实际上很可能是诱发社会不满的符号，加剧了社会日益权力化的困境。“房贷仅向公务员开放”的实质是权利失衡，其后弥漫着一种社会资源、政策和财富向权力阶层倾斜的趋势。（朱四倍 原题：“房贷仅向公务员开放”是权利失衡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