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蔡和森归国后，由当时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撰写首部研究党史专著

　　“蔡和森在广东，一次是１９２３年参加中共三大，一次是１９３１年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两次时间都不长，但分量都很重。

　　１９２３年５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办公。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陆续到穗进行三大的筹备工作。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３１号召开。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后，他撰写的多篇文章中记述了中共三大会议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１９２６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５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文章对建党初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以往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然而“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中国二七罢工的“教训就是孤军奋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他还强调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当运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在１９２７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受命于危难之际，赴北方局指导党的工作。中共顺直（河北）省委会议上，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作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这是中国共产党一部重要的党史理论专著。长篇报告的叙事带有回忆录的性质，为中共党史研究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其内容史料价值极高，评论亦具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