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7年刘华清重新回到海军，任海军司令员。其间，他提出海军战略和中国要走向大洋、海军序列要有航母，并以此确立海军的建设方向，规范海军的战役战术演练的重点和海上训练重心，为今天海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物质基础。刘司令在重回海军工作的前三年，我与哈洪涤（时任海军杂志社社长）等按照其指示，多次在京参与了关于海军战略与航母发展前期论证的具体工作，在尚未向海军范围公开全面论证与研讨以上构想前，工作是完全保密的。除了在刘司令家里或办公室单独直接听取首长指示外，为了对外界（包括军内）保密，工作地点较长时间都安排在北京郊区良乡。

    中央军委确立了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后，关于海军在中央军委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是否要确立独立的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在当时有两种不同认识：一是认为海军不必另提作战方针与作战原则，中央军委的提法已涵盖并可指导全军的作战，是统管全军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海战场有它的独立性、特殊性，海军应在总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依据海战场特点，确立海军的作战方针与作战指导原则。刘华清当时认为，若海军没有明确海上作战方针、作战原则，那么海军的建设目标、海战场的海域范围、海军作战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缺乏依据。于是刘司令指示要我们以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为总依据，研究关于未来海上作战，海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未来战争中海上作战形式等方面材料。首先要就海军作战的海域范围明确划分，参照历史提法与当前现实情况，统一提法、统一认识，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在中央军委总战略方针指导下，要研究我国面临的海上战略环境、海上作战特点，依国家财力、我国海军现状提出海军的作战方针与作战原则。

    关于作战海域划分，曾有过多种划分与提法，在五六十年代曾有过三个岛链的提法，即朝鲜半岛—台湾—中南半岛（近海）、日本—琉球—菲律宾（中海）、阿留申—关岛—澳大利亚（远海），再向东为“远洋”。关于近海的区划范围也有多种提法，如“近海为近岸至200海里海域，200—600海里为中海，600海里以外为远海”。对此，刘司令遵照邓小平主席对海军的指示精神，当时确定了对“近海”概念的统一理解，即“近海”是指我国第一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以及南海诸岛海域包括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应归我管辖的全部海域，近海之外是“中远海”。

    关于海军作战方针，邓小平主席曾宣布：“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刘司令经认真思考后，当时确定海军的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近海作战”。同时，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了海军作战的七项原则和三种主要作战形式。以上战略思想形成后不久，刘司令就在“海军高级干部军事研究班”，作了题为“关于海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其对海军今后几十年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让大家讨论研究，一旦确立就要在今后各项建设与战备训练中认真贯彻执行。

    翌年，刘华清指示开展关于海军战略问题研究，提出对海军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首先，我国是个海洋大国，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随着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社会以及国家对海洋经济开发，对外贸易发展都将要求海军跳出“近海”的圈子，远离海岸在大海上能独立遂行任务。海军需要有明确的海军战略作为宏观指导。其次，早在海军建设前期，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就曾提出海军建设重点“空、潜、快”（海军航空兵、潜艇、鱼雷快艇），海军作战任务要“开展海上破袭游击战，开辟海上独立战场”，这个思想就有海军在海上独立作战的海军战略内涵。这一思想是1957—1958年在军事学院海军系形成并作的报告，我当时在海军系基本班学习，刘司令让我详细介绍肖司令当时这个思想形成的具体论证过程与内容。听完我汇报后，刘司令颇有感慨地说，“时间过了30年，今天80年代中期，海洋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已经日趋突显，我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围绕海岸权益斗争越发尖锐复杂，包括海洋资源开发、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大陆架的走向、部分岛屿的归属和开发，这些争端和分歧十分严峻，海洋经济、海上交通运输对海上安全的要求与任务更为繁重。最近邓主席对海军作战和建设问题有重要指示，我国海军执行邓主席指示，已到急需制定与国家海洋战略相适应的海军战略的时候了。”并说与此同时要大力宣传海洋观、海权观，让军内外直至小学生都知道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存在，以及海洋对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深远意义。1985年，刘华清正式在海军范围提出“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徐锡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