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底至10月初连续几天的晚上，还是在毛泽东的简陋的窑洞里，还是围坐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旁，毛泽东娓娓道来，‘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谈到了他如何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没有任何矫饰，而是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斗争过来，成长起来的经历。当毛泽东叙述到红军的成长过程时，他开始超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这种叙述使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斯诺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县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把他的这种感受同毛泽东的生平一起对外发表了，使全中国、全世界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很重视同斯诺的谈话。因为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著述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个外国记者，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现出原形，使党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在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的4个月中，除了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和斯诺会面。毛泽东在地理偏僻、贫穷且又被包围封锁的一小块根据地里，笑谈天下大事，展望未来的国际事务，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语言，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千里之外，冲破重重阻碍来到苏区的斯诺，对此深为惊叹、折服。他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记述，不仅有益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也使他本人成为世界上能够留下历史性文献资料的杰出的记者之一。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等。诸如此类的“第一次”在他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内容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阐述。也正因为这些谈话所包含的这种价值，才使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成为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毛泽东曾经看过当时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并曾在延安时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而斯诺本人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是由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斯诺认为，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而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的话是真实的、恰如其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往根据地参观访问，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继与斯诺以及同斯诺一起来到陕北的马海德谈话之后，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的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接见的外宾超出了新闻界，扩大到政界、军界要员和来根据地帮助工作的友人。通过这些交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