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谈话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来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推动大革命的胜利进军以及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正常领导。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抗战初期出现的右倾错误,均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一贯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教条化的毛泽东,曾几次在所谓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受到打击和排斥,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所制订的土地革命政策被攻击为“富农路线”,他所倡导的并在实践中被证实为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也被斥之为退却逃跑主义。因此,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这一问题时,详细阐述了他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他指出,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他说,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他最后特别强调,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表达了他一贯提倡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既驳斥了国内外敌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又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若干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开始,未谈正文前,毛泽东常谈一两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仍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中间,玩得很高兴。”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通过这种深入的往来,斯诺感到,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就连许多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
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请毛泽东谈谈个人生平。但毛泽东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像斯诺所遇到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役、战术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一天晚上,当斯诺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斯诺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但是毛泽东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斯诺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他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再三争取下,毛泽东终于同意把自己的生平梗概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