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在一夜又一夜的继续。有一次，斯诺请毛泽东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阐述了促成这种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他指出，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毛泽东认为，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的基本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接着，他阐述了这个政府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政府之下苏区将要采取的政策等重大问题。他还就抗日战争与阶级革命的关系作了说明，指出，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他还说，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当斯诺问他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所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政策，通过毛泽东之口，详尽地向一个外国记者作了阐述，并通过外国记者之笔，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

　　在类似这样的交谈中，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斯诺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斯诺答不上来了。他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看法使斯诺很感兴趣。毛泽东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斯诺认为，他提的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有很明白的了解。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对面向一个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他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就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毛泽东强调说，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简要地概括道：“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斯诺进一步问道：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国家，指出列强中有一些国家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毛泽东确信，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凡是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国家，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华苏维埃对待旧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的态度，指出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各国已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他预测战后的外交政策，将会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他强调指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

　　毛泽东还主张，中国同友好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中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还谈到了外国在中国投资的问题。他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是否承认中国的外债问题，说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怒认为是合法的。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毛泽东解释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对待外国投资、借款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强调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毛泽东应斯诺的要求，对如何对待外国传教士问题和中美、中英关系问题都作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