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毛泽东请斯诺前往他的窑洞里谈话。在斯诺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次谈话主要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

　　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当斯诺问及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如何时，毛泽东作了科学的预测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差得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道：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就此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然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须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在满洲和日本内地。

　　毛泽东接着说，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在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样，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就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时期更为精确地概括为三个战略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防御我之战略进攻阶段。而贯穿于上述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即全面抗战的思想。抗日战争的进程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的准确性。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更为充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并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印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随后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诺在《西北印象记》中所记述的他的谈话的原文。毛泽东这些预见的准确性与深刻性，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深为折服，命其部队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并允许在一向禁止出版共产党人著作的国统区出版阐述这些思想的《论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后何以能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斯诺本人也说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于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毛泽东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谈了上述观点后，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斯诺已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而有点发黄的脸上，斯诺却看不出一点疲倦的表示。他们坐在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旁边，桌上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他们就在烛光下交谈。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香烟。当吴亮平翻译、斯诺记录时，毛泽东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贺子珍也还没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以至于斯诺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预测是极为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