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