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个知识分子，选出10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中共“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里，对近年来学界关于“一大”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以简述。

　■中共“一大”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的吗？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针对以上说法，最近有学者予以了否定，并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更不可能是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克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了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这一点远非尼克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克尔斯基来华身份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既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中共“一大”的开幕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他们的依据是：陈潭秋在1936年《共产国际》上著文：“7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这些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包惠僧究竟是不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正式代表”说中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之“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在学术界持这一说法的基本没有。二是“广东代表”说，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三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说。

　　“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的说法；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那就是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有学者认为，包惠僧代表资格争议的原因是没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