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面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办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是归根结底是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两件事。

　　关于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39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政策，讲形势和电信事业发展前景，还要算细账到每个人头，指出39局回到电信系统后，职工工资加上奖金和各种福利，不存在待遇降低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办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决定在原中办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并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办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办副主任邓力群兼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办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拨乱反正，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工作。

　　在“真理标准”学习的基础上，9月，中央办公厅在警卫局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办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大会连续开了几天，共有28位同志发言（有的发言是代表多人的联合发言）。原“后楼”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中办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49人，被关入监狱的10人，受各种处分的128人。中办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原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杨尚昆、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童小鹏全部被打倒；“后楼”共有干部59人，立案审查36人；正副组长10人一律被划为“黑帮”。中办研究室的负责人用了两个半天作了长篇发言，结合中办的实际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办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后来胡耀邦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1000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上访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到会讲话再一次强调要尽快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平反。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南海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