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早期党员也回忆当时对一大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年2月回忆当年当选代表的情况：“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罗章龙在回忆中也提到：“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这些早期党员、当事人都印证了没有认识到一大重要性这一点。既然1920年已经建了共产党，1921年再召开成立大会，对该大会不重视也就不足奇怪了。

　　从部分一大参加者在会议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一大也不是很重视。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历来是广大学者争论的焦点，其本人一直坚称自己是一大代表，而一大参加者则多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本非正式代表的包惠僧却能出席一大，难道仅仅是组织审查制度不健全所致？如果大家都重视恐怕不是代表的包惠僧是难以出席这次大会的；再退一步，即使能出席一次两次，也不可能自始至终出席全部会议。关于陈公博、周佛海的表现，张国焘后来回忆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刘仁静回忆道：“周佛海和陈公博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周佛海则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带来了桃色纠纷。”一个既开会又蜜月旅游，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大会未结束却偕新婚妻子去杭州西湖玩三天，开会的事扔到一边，最后的一次会也是最重要的会议(选举、表决)都未参加；另一个大会期间闹出桃色新闻，他们的表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参加者对一大召开并不很看重。

　　最近有人提出陈独秀缺席一大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陈独秀由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而声名显赫，成为新文化运动“三圣”之一。新文化运动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宣传共产主义，“五一”劳动节时又上街发传单，遭巡捕的逮捕。由于陈独秀名气大，又宣传“过激主义”，所以他容易被巡捕注意。陈独秀出狱后，被迫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后又接受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洋军阀政府分庭抗礼，在广东陈独秀的活动有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担心巡捕的骚扰。一旦他离开广东到达上海，那么他就有被巡捕逮捕的可能。后来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陈独秀回上海的危险性。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回到上海一个月后，便遭法国巡捕房“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为由逮捕。后来经过马林的出面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

　　以上都只是学者们的推测和分析，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等待以后有新材料的发现，或许它永远是一个谜。（来源：《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