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一大的不重视应该是陈独秀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是1920年11月，他应陈炯明之邀(一说是应孙中山之邀)前往的。陈独秀十分热衷于这一职务。早在1921年5月上旬，包惠僧受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的委托以上海发起组工作因人力物力缺乏已陷于停顿为由，赴广州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当时陈独秀就以正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不能脱身为由，表示不愿回上海。他对包惠僧说：“我暂时不能回上海，我想争取把广东大学预科办起来，正在筹建校舍和筹措经费，我走了恐怕就搞不成了，那就是等于白在这里呆了几个月，所以我不能离开。”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曾与张国焘联名给陈独秀写信，要他回上海参加并主持中共一大。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召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开了一次会。会上，他仍以要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为由，表示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包惠僧回忆说，在这次会上，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由此可见，在当时陈独秀的心目中，参加中共一大还比不上他筹办大学预科重要。后来，陈公博去上海参加一大时，陈独秀写了一封致大会代表的信由陈公博带到上海。信中他解释自己不能参加一大的原因是“辞职尚未获准”。其实，这完全是托辞。辞职未获批准可能是事实，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陈独秀没有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事实上，1921年9月，当包惠僧受中共中央之托，再次到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担任总书记职务时，虽然陈独秀向陈炯明辞职仍未获批准，但他还是采取先请假、后辞职的方法与包惠僧回上海了。

　为何陈独秀对党的成立大会如此不重视？笔者认为，关键一点是他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

　关于党的成立时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是1920年建党而非今天我们认为的1921年7月。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讲演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这些早期的党员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5月开始筹建、7月正式建立。

　党的成立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应属两个概念，党成立于哪年是史实，它是客观的，不因人的认识而改变；而今天我们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属于政治纪念，纪念的目的在党成立这件事的意义上，时间不准并不影响。既然陈独秀等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自然对其不重视。

　1920年8月陈独秀就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中心组），该组的成立可以说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为成立时即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名是后来加上的），其范围并非限于上海一个地区，不能因为初期党员限于上海而否认其全国性，广州、武汉、日本、欧洲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发起组有联系。陈独秀还函告北方的李大钊在北方建党，之后才有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这意味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组织。1999年12月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一致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上海党组织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各地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每个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事实上，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一大前中共已经创立：它有党纲、党刊、宣言，有临时中央（在上海）、支部、外围组织，有了书记、代理书记，有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太雷）。这样，再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陈独秀心目中不觉得重要也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