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事憾事混沌事

——回忆当年修改《渡江侦察记》

　在很多镇江人记忆中，“74版”《渡江侦察记》是一部反映渡江战役的经典老影片。改编剧本执笔人之一是曾在镇江军分区政治部工作的季冠武。

　那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季冠武在改编《渡江侦察记》过程中碰到困难、引发争议，留下诸多“难事憾事混沌事”，也成为几十年来困扰他的心结。

　去年5月，83岁的季老突发脑溢血去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忙一件事，那就是撰写回忆当年修改《渡江侦察记》的文章。直到去世，文章还在修改中。

　本文是季老的遗作，揭开了这一剧史钩沉。 ——编者

作者所著小说《风雨桃花洲》

　吐露真言

　会议结束已经夜深了，赶回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刚一迷糊就被敲门声弄醒了，上影厂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名叫浦东大楼。真可谓名不符实，浦东大楼位于浦西，坐落在南京路以南的淮海路以北的上海市中心。而上海电影制片厂位于沪南叫漕溪路的地方，中间有好一段路程。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面吃一面挤公共汽车。赶到电影厂办公室，坐了一屋子人就在等我了。

　本来睡意未消的我，想在边角上找个座位闭目养神一会儿，但是厂领导拉了一把椅子叫我坐下，立刻宣布开会。听他讲话的意思，是要大家对昨天的审稿大会表态。我没用心听他讲话的内容，大体上知道说的是市领导怎么重视、会议开得很好之类的，然后叫大家发言。这时会场悄无声息，静得出奇。等了一会，厂领导笑着朝我道：“老季，你先说说吧。”也许是瞌睡虫的侵扰吧，根本没有考虑考虑该怎么说。我对昨天审稿大会和徐景贤的不满情绪当然要说的，但应该排个先后次序。但已经来不及了，直截了当地说意见了。

　我先说的是“快走、快走”：“徐景贤同志的意见也对，大军渡江前夕，不该把蒋管区人民生活说得很好，但养鸡养羊是说明生活很好吗？‘快走、快走’表现的是羊，这个问题的关键也就是羊。我们农村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富养猪、穷养羊’，猪吃饲料羊吃草，饲料要花本钱，青草到处都有。贫富不是绝对的，是不能用养那些家禽来说明生活好坏的。只是原电影就有小孩牵羊去吃草，的确是典型的穷养羊嘛……”

　我说话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上影厂领导与另一位同志讨论起来，好像说的是如何领会会议精神什么的。他们的声音越来越高，我只好闭上嘴看着他们，他们也停了下来。厂领导笑着向我点头说：“哎，老季，噢，想想，想到再说。好，大家继续讲。”

　这位厂领导居然用这种方式直接阻断了我的发言。我已经讲了开头，好多话都堵在了心头，就像涨潮一样涌出来。下面我想举例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一下乡就抓鸡。记得当时有首歌里唱道：“鬼子一下乡。闹得鸡飞狗跳墙。”如果按徐景贤的意见，这些事不能说，这首歌也不能唱，不是吗？还要说英雄人物，侦察员是不是英雄人物？当然，我还有最重要的话要说出来，你这审稿大会干什么……很快，我思想来了个急转弯，决定咽下这口气。因为我发现这会场形势大变，在座的几乎都已处在失常状态中，愁眉苦脸的，惊慌失色的。面对这阵势，顿时心里有点毛。随即想到眼前这位厂领导一直是关心我照顾我尊重我的，今天用这种非常的方式阻止我发言，肯定事出有因。想到这一层，我也就不再讲话了。

　审稿大会那一夜基本没睡觉，第二天上午开会下午休息，晚上扎扎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三天按时上班，当即被告知“渡江组”上午召开全体会议，内容是由导演传达昨天市革会又一个审稿大会的情况。昨天下午，市革会召开审稿大会，审的是《年轻的一代》修改本。

　会议开始，导演先介绍徐景贤对“渡江组”的指示。导演说，审稿大会一开始，徐景贤先问“渡江组”来人没有，导演马上回应。徐景贤说：“听说你们有人舍不得把‘快走、快走’去掉，舍不得就留着吧。”

　我昨天上午在这里说的话，怎么徐景贤下午就知道了？我忙问：“谁这么快就把我的话报告给徐景贤了？”旁边几个人抢着告诉我，徐景贤的秘书昨天就坐在我的身后。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说话时大家那样紧张，怪不得厂领导想法阻止我说话。这下全明白了。

　会场活跃起来了。大家又都看看我，有人还抿着嘴，那是向我庆贺，表明我没事了。讨论时，都说徐景贤是个谦虚的人，接受意见很快嘛。也有人认为，“快走、快走”还是删掉，徐景贤已在那么多人面前批评过还无动于衷，事关树立革委会领导人的威信问题。还有人认为，徐景贤对“快走、快走”的态度证明，他实际上已经赞同了我们这修改本了。总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修改本已经大会审过了，可以开展下一步工作。

　　准备脱身

　从冒失吐真言那天起，我就慎重地考虑如何脱身了。但总觉得辜负了南京军区当初举荐我的几位同志，不能趁机果断地跳出“农”门。

　第一次接到领导机关电话到上影厂写电影剧本和指令时，才到农场几个月。农场原政委事件，使我还不能轻视。农场原政委名叫赵锋，不久前自杀了，我是来接替他的。只是自杀的原因不清楚，没人敢说。我到农场前不久，党和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赵锋的死因因此真相大白。

　赵锋曾是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刘先胜的秘书。同在省军区机关，我也替刘司令写过报告演说稿，与赵锋处得很熟。后来他到苏州军分区某县武装部任政委，林彪老婆叶群恰好到那个县蹲点。据说赵锋没有很好配合，惹怒了叶群，被调离那个县弄到农场。后来有人揭发他说叶群的坏话，被弄到省军区学习班，最后上吊自杀了。

　也算是巧合，我所以到农场的原因竟然与赵锋相同。他是因林彪老婆叶群的事，我是牵连上林彪“选妃子”的事。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江苏省军区文化处长。文革开始后，便到省军管会（后改成革委会）参加支左，在宣传组负责宣传文化工作。这天，某领导找我谈工作，说是某中央首长的夫人到了南京，要我们选出长得漂亮的女人送北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我负责文艺单位，要我从文艺单位选。我曾听说为了加强国际交往，要开辟多条国际空中航道，也许是招女乘务员吧。我立即请他就政治条件及还有哪些要求说详细一点，并掏出本子准备记录。

　“那些都不管，长得漂亮就行!”他说得很干脆。

　“这搞什么名堂!”我一愣，脑子里没作任何反应，这句话直接对着领导冲出来了。

　看到他板着面瞪着我，才回过神来，知道闯祸了。事后细想，我这话真的不是对着领导说的，而是听到“那些都不管，长得漂亮就行”这话时吃惊了，觉得共产党内绝对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这搞什么名堂？”本来是暗问自己的，吃一惊时竟然脱口而出了。我赶紧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是对长得漂亮有不同看法之类的话，表示自己要认真选，最后请领导定夺……第二天我接到另外一个重要任务，说是正在北京的斯诺要来南京。省革会决定成立一个班子做好接待，由新华日报、省广播电台两家领导小组组长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指定我为负责人。我们三人一商量决定先看斯诺的书，于是跑到图书馆埋头读书了。几天后接到通知，斯诺不来了，接待组解散。我重回宣传组办公室，发现挑选漂亮女人的事落到另一个人身上了，还是我的老乡。他不回避我，还就被选出的女人漂亮不漂亮征求我的意见。我这才估计斯诺之事是空穴来风，是领导为支开我设下的。

　这就是后来传得比较多的，说我抵制林彪“选妃子”的事情。我看过省里下发的一份会议文件，在发言中有人就这么说。有一次碰上原省委工作后来调中央的某负责同志，他握住我的手就这件事赞扬鼓励我。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抵制，我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说那位领导赶我出省革会的理由是“这家伙不听话”。江苏省军区先是把我安排在江南某市工作，他知道后又追过来说，这种人怎么放在江南，弄到江北去，于是我便到了南通东方红农场当政委。

　南京军区创作组力荐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东西，也都是因为这事所产生的义愤，并希望我由此跃出“农”门离开农场。其实我并不厌恶农村，对农业还蛮有兴趣，并不急于跳出“农”门。

　本来说好这任务是要等到电影拍好，审查通过后才能结束。但就现在这样等下去，肯定等来的是逐客令。按说把徐景贤那些指示落实，第二天就可以走了。因怕造成不愉快而走的印象，有意识地拖了几天。我跟“渡江组”到皖南拍外景，在那里我向负责人提出要走，他当即同意。我向导演建议将来的影片上用集体改编不署个人名字的建议，特别申述自己不愿署名的意见，他只是用“不会的”作为答复。

　我直接回到农场，以为与这事的关系到此为止了。去了上海大半年，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电影公映

　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裹着棉大衣与农场的庄稼兵们一起挤在打谷场上看电影，看的就是重拍的《渡江侦察记》。我是带着到底片子改得怎么样的心情来看的。当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银幕上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季冠武”这个名字已经在全国各地示众了。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抬举我，以表示承认我在修改中的作用吧。不是吗，我的名字排在改编执笔的第一位呢。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太可悲了。作为军人的我有幸到上影厂参加了这一工作，学习了不少对自己来说是全新的知识，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电影行业中党和行政组织的负责同志。他们应该具有使用人的名字起码必须通知本人这一常识的。他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不愿署名的，不知什么原因连亲口向我做出承诺的同志也不透给我一丝信息。

　看到自己的名字后，这电影的其他内容我都没能够看进去，于是紧接着赶到城里去看第二遍。一开始又使我震惊了。这一次是发现这部电影片子居然没有交代是根据谁的作品改编的，这不如同“长江黄河没来源，人无父母树无根”那样荒唐吗？“拆烂污”，我用学会了的上海话说了一句，又一次没有把这电影内容看进去。从此，再也鼓不起看这部电影的勇气了。

　这之后，就有不少同志向我表示祝贺之意。可是在我心目中，那绝对不是光荣榜；那是小偷剽窃财物得手后，竟恶作剧地把我的名字留在现场。我不能等失主告发后再作辩解，便迫不及待地赶到上海，找到了对我讲“不会的”那位导演。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肯向我介绍有关情况，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只是当我再询问有没有办法把我的名字从那上面去掉时，他才说了一句“唔，根本不可能”!并以长者的身份，规劝我不要再为这事去闹。他年纪比我大，参加革命大概也比我早多了。我尊重长者，一点没有闹，只是写了一封信给上影厂的负责同志，申述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知道不可能有什么答复的，以后果真一直没有答复。其实，我的目的是原作者提出此事，我在说明事实的同时，可以将找过的人、写过的信，作为旁证举出来。

　重拍《渡江侦察记》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大概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我自己当然是无法忘记的。特别是人到老年，喜欢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对过去干过的事可以简单地说是对了还是错了。唯有这件事既无史可鉴，现实生活中也没听说过谁碰到过，每想追究个是非曲直时，脑子里就一片混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