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安徽池州，耗资300多万建设的平天湖玉带桥在即将竣工之际遭拆除。据当地相关部门称，该桥本身因尺度过大，与周边环境不甚协调，破坏了平天湖水面整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平天湖水循环，故决定拆除该桥梁。此举一时间引发市民热议，不少市民认为拆除实在可惜，浪费了资源。（《新京报》6月24日）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件，可对公众来说，似乎并不陌生，耗资400亿元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即将开园之际，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竟遭拆除；河南南阳在建数千万元经适房或拆除让位农运会；镇江“巨蛋”倒掉被网友调侃为“生于2000年，卒于2010年，镇江全体小鸡敬立”……

　在这些短命建筑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任何责任人被问责，或许此次的“未竣工即拆除”也会不了了之。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决策失误免责的制度。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据媒体透露，2004年在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损失145亿元。对比之下，决策性失误损失巨大，却由国家来买单，未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决策是一个博弈过程，需要多方参与。但在我国现行决策机制中，决策及相关信息的垄断，使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过程、内容知之甚少，监督无从谈起。在专家论证环节，政府倾向于请“喜鹊”而非“乌鸦”，以减小决策阻力。同时，在许多决策中，求成心切、头脑发热，想立竿见影、一鸣惊人，急于显示才干和能力，突出政绩，不深入调查研究，在情况不明、问题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决策。而在很多国家，决策要经过科学、民主、公开、专业的制度安排，如社会讨论、公众参与、议会表决等方式制约了官员决策的随意性，也降低了决策失误率。

　决策过程无人监督，决策错误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也可以交了学费了事，不需负任何法律责任，肯定会让某些官员在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时没有敬畏之心。因此，当学费说之类的借口成为官员推卸责任的由头时，实际上也在掩盖我国政府决策激励机制中的错位现象：一方面决策者对决策失误不承担任何风险；另一方面决策效益没有列入绩效考核。

　有学者认为，决策失误比贪污受贿更可怕。无人对“未竣工即拆除”负责验证了学者的判断———决策失误是“不落腰包的腐败”。管理学家法约尔曾讲过：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的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因此，只有强化监督、决策透明和责任追究制度，才能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也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再次出现“未竣工即拆除”的怪象。（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