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一个奶业论坛上，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认为：当前我国乳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制定乳品标准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6月22日 《人民日报》）

　若提标准七成奶农将杀牛，这样的数字足够惊悸，这也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一个现实状况。于此就陷入了是要食品安全还是要奶农利益，或者说生存权利。因为从现在“小、散”的种养结构来说，食品标准的提高就意味着准入门槛的提高，很多低层从业者经历着被市场抛弃的阵痛。

　但是，要食品安全还是要种养业者利益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虽然生产水平低下，种养业者素质不高是食品安全标准过低的一个原因，但却并非决定因素。在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中，国内和国外是“双轨并行”，国内标准很低，对外的标准却很高。现实情况下，优质产品都“出口”卖给了国外消费者，而低质的产品都由国内消费者买了单，一些出口不达标的食品，也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最终由国人所消耗。

　从现实角度而言，“生产条件决定安全标准”的论调其实很难立足。因为作为出口大国，原产国内大量农副产品能通过各国的严格标准，足以说明既有的生产能力可以适应高标准。在生产水平和标准相互促进的情况下，过低的食品安全标准，其实是对低水平种养、生产的纵容和保护。

　提高标准将让奶农杀牛，但不杀牛就等于让低标准乳品“害人”。一方面，奶农群体毕竟是少数，兼顾少数利益不能以大多数人的健康为代价；另一方面，按照有破有立的规律，只有以提高标准进行“优胜劣汰”，发挥“倒逼”作用，才能让基础产业不至于游走于低水平状况。用低标准去保护现有利益，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这亦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命题。学生可以坚持上40分钟，但标准却只有30分钟，那么其不会以高标准要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假若坚持标准，甚至提高标准，就会激发自我原动力，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提高，不致使所有环节都在低层次中游走，并因此带动监管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也才有了保障。

　当前最大的食品安全，其实不在监管能力，而在食品安全的要求差距太大，而破解之方就是要抓住“标准”这个“牛鼻子”，不能因为标准过于宽松而让管理失去制约能力。

　　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