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给东莞城市形象抹黑”的专家说辞，最终被媒体以“选择性报道”新闻的形式发出，我不知道范红等专家会否将此作为“选择性报道”的典型个案。但无论如何，在一个信息走向公开的社会里，用一种“清场”的方式来求得耳根清净与舆论平和，都显得岌岌可危。而当这样的话语经由传播学专家的口中传出，就更令人莫名惊诧。

　不过在我看来，这起事件最大的症结并不在于此。专家范红所说的“选择性报道”，其实用“偏向性报道”来表述更为准确，即指记者乃至媒体对负面新闻偏好性报道的倾向。显然，无论是诉诸新闻报道的理论还是现实，某些负面新闻的出现，更多只是“议程设置”的结果，无关故意与恶意的“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媒体对于新闻报道内容的选择，首要的衡量价值是真伪。在恪守新闻道德、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真实的前提下，媒体则会通过信息的提供和相关议题的安排来对事件的重要性排序，优先或者较大篇幅地报道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这种重要与否，往往取决于地域性读者的阅读趣味、报纸的价值观以及新闻自身价值的大小等。这就是新闻学上的“议程设置”理论。

　从这个角度出发，范红教授的言论无疑既显得过敏，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学者独立学术品格的丧失，而这正是更广现实中对“选择性报道”的争论所在：对于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范红们而言，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维护东莞的正面形象才是首要的，所以他们才会“议程设置式”地拒绝记者，并称负面声音为“选择性报道”。其实并不惟独范红们，类似的心态在少数官员身上也暴露无遗。考量于政绩和个人前途，他们更需要“正面的舆论氛围”，于是监督新闻、负面新闻一概被他们所排斥。

　在这里，我必须再次提及范红们的身份：首批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东莞被负面新闻层层包裹。“性都”、“血汗工厂”、“东方斯巴达”，每一个戏称都切片式地折射出东莞的形象，也意味着它需要与媒体进行更好的互动，全面地向媒体展示自己，避免继续滑向被妖魔化的境地，“现实中的东莞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聘请专家进行城市形象的重塑是一个好主意，但如果重塑行为要以拒绝媒体报道为前提，不符合常理的不公开，只会加深外界的误解。城市形象尚未改善，又拖累了城市形象。

　所以，回到东莞这件事上，与其说是议程设置上的分野，导致了对选择性报道的争议，不如说是只有选择性的公开，并没有选择性的报道。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旧对东莞城市形象的改善工程忧心忡忡。因为无法全面展示，东莞已深知恶名之重；而继续拒绝公开的傲慢与偏见，又会将东莞形象带向哪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拒绝沟通，记者被清场究竟清的是什么？ 图／唐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