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5、26节，有共同的标题《历史的伟大转折》。前一节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一节指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则与标题相适应，定为“伟大转折”。

　　于光远1988年有一个《答记者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中的改革阶段。”（《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副编八》，以下简称《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这也是为前后阶段的“胜利”与“转折”作出区别。笔者的看法是，中间还应有一个过渡阶段，否则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便出现一个断层，衔接不起来。华国锋即是这个过渡阶段的过渡性质接班人，并已完成他的过渡任务。这也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此节结语所述，就是这一事实：“在这次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会议，开了5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36天，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两个会加起来共41天。今天人们回忆或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是把两个会合在一起说的。

　　既然说这个会是“历史大转折”，转折在什么地方呢？笔者以为不用多作描绘，就是华国锋把党政军领导权移交给邓小平，结束过渡阶段，转入一个新时代或新阶段。华国锋是后毛泽东时代平稳移交领导权的第一人，虽然不无出于形势所迫，但他本性平和，不作逆势之行，是识时务顾大局的政治家。这个选贤与能、平稳交接权力的先例开得好，首受其益的是人民大众，他们已饱受几十年政治折腾之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权力移交全过程，是在大会上以几乎公开的、明确宣示的方式进行的。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作开幕讲话，以开明的姿态，号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转折》曾大段评述华的大会讲话，未提这一至关重要的号召。此据此书附录《百年潮》1998年第3期胡绩伟文转引）。

　　华国锋又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作了总结，主要为他“两个凡是”提法作了自我批评；又希望今后各地区向中央写报告，抬头不要写华主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照此办理，不要提英明领袖；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华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受到了出席者的欢迎。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出了大转折的强烈信号。邓的这一讲话便成为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会议的主题报告。华国锋虽然还是接下来这个全会的主持人，但他的开幕词只宣布了会议开法、议程等程序安排。大家不难看出，与会的人更是明白，华已逐步退出权力核心，不再起主要领导作用了。这次中央权力的更替，便是这样平稳有序地完成的。

　　当然，若要更全面了解这次权力核心转移的全过程，还得等待有关档案（特别是为时36天工作会议的简报）的开放。但目前来讲，于光远《大转折》一书的出版与再版，以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实录”型著作，如副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所标示，是一位亲历其事者的真实记录。

　　《大转折》用相当篇幅记录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言行，这些人大都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其中一些“大秀才”，也一个个列出了名字。但从书中所写可知，华国锋并不是他们的后台。后台另有其人，书中也点了名。

　　于光远说，在中央工作时，他对华国锋每个时期都有些话可说，但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只能使用“印象”二字。他的印象是：华国锋工作认真细致踏实，记忆力不错，讲话慢条斯理，讲得很清楚。但有胆小怯弱一面，批邓时期，“连一个小小造反派头子都怕”。不是个“厉害”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报刊的报道或文章若有不利于他的东西，他不整这些媒体。于又说：总的说来，对华国锋有较好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容易受人左右”，应指在华周围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后台。

　　我看于光远的这些印象与评论，是公正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同《生平》的最后论定“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