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行动

　　正如马可波罗的冒险和发现之旅，基辛格于1971年7月1日离开华盛顿，把他秘密访华的行动定名“波罗”。

　　基辛格先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了秘密访华，基辛格在8日的晚宴上，伪装肚子痛。叶海亚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至此，随行的记者早已对一连串无聊的常规访问失去兴趣，打道回府了。

　　9日凌晨4时，基辛格登上了叶海亚的专机，他是如此匆忙，以至于连一件干净的衬衣都没带。不过，戴着大檐帽和墨镜的基辛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

　　在拉瓦尔品第国际机场，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记者贝格突然发现，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从停在军用停机坪的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旋即登上巴航波音707客机，这架飞机马上滑行起飞。

　　这个人很像基辛格，但他不是声称得了痢疾正在疗养吗？贝格觉得事有蹊跷，随即问机场一位官员：刚起飞的巴航707飞机飞向哪儿？这个官员信口回答：中国。

　　惊天秘密被无意间发现，贝格马上向伦敦报社发出了一条急电——基辛格飞往中国！

　　值班编辑接到电报，权衡再三，不能定夺，查阅资料，发现中国政府于2月刚刚发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共同抗美的声明，终于摇了摇头，骂道：“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荒唐！”就随手将贝格的电稿扔进了废纸篓。

　　也幸好有这个糊涂的编辑，扔掉了贝格一篇能够震动世界的稿件，却无意间保护了基辛格的秘密。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抵京，为了保密，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 当时北京处处都悬挂着标语。基辛格的副手问陪同的黄华，从机场到钓鱼台的路两边都写了些什么标语，黄华如实翻译，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令见多识广的基辛格陡然紧张起来，毕竟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其间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几乎没有睡觉的工夫。

　　关于尼克松何时来访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说，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

　　不过，如何形容尼克松访华呢？是尼克松想来？还是中方要他来？美方想强调中国邀请，中方想强调尼克松是自己同意邀请。

双方在“面子”问题上陷入僵局，最后还是周恩来想出了“获悉”(英文为Knowing of)两字，避开了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也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最后定稿的公告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月15日，公告一发表，就震惊了整个世界，不过隔绝22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行动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公开的“波罗二号”行动。

那次访问中，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的服务人员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

美方的“中国通”霍尔德里奇为此专门找到负责礼宾工作的唐龙彬，用广东话说：“请你看看这个放到我们房间的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

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会堂的途中，特意向他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和电视，我们中国则用标语。他指了指昨天还贴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大幅标语的墙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变了？基辛格看了看外面，那墙上果然已经换上了“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

10月25日，由于中方全盘否定了美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稿，基辛格多待了一天，横亘在双方中间的就是台湾问题。最后，基辛格想出了一种极妙的提法：“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周恩来对此大为赞赏，称赞基辛格说，不愧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