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西行见闻录》曝陈云为何在长征途中消失

抗战时期的陈云。

1921年7月，各地党组织13位代表赶赴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的一幢石库门民居中召开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90年了，生命逝去，革命先辈留下的足迹反而越发清晰，在后人心里刻下一分对历史的敬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上海市档案馆将于6月9日国际档案日，以“档案里的红色记忆”为主题举办活动，集中披露一批红色馆藏，与大家共同分享那些属于上海的红色记忆。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研究专家张新、邢建榕，揭秘了红色馆藏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当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之门被打开，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回望过往的光荣与艰辛，也是为了重温信仰的力量。

香烟纸上写下给党组织的两封信

“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歌唱……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这是陈辉、朱敏、小章(章德敏)三位年轻革命者在狱中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它们被写在香烟纸上。

“革命志士，坚贞不屈！”这样的句子我们常在教科书里读到，在市档案馆披露的这批红色档案中，陈辉、朱敏、小章(章德敏)三位年轻革命者在狱中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给出了他们关于忠诚和牺牲的理解。“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歌唱……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这是信中的一段节录，它们被写在香烟纸上，似乎还带着革命者的体温。

1947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分局，同年5月，上海分局改建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1948年1月，由张执一任书记的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宁波地区党的工作。上海地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到四明山区参加革命斗争，陈辉、朱敏、章德敏便是其中的三位。

1949年2月，三人外出执行任务时分别被捕，被关押在一起。在狱中，陈辉的手跌伤得厉害，朱敏的枪伤伤口一直在化脓，章德敏被施行了5次电刑，三人受尽折磨仍坚守革命理想，绝不吐露我方情况。他们互相勉励，共同高唱《国际歌》，还不断向看管他们的“浙保”士兵宣传形势、讲解革命道理。经过他们的煽动，有些士兵动摇了，为他们提供了笔与香烟纸，并暗地里告诉他们不少“浙保”部队军事实力的情况。比如，他们被关押的地方是“浙保”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杨柏年，副营长姓周，共4连，每连官兵至多不过50人，共有重机枪2挺，1挺不能用。轻机枪每连本来6挺，但现在有的只有三四挺，机枪连除了2挺重机枪外，只有2挺轻机枪。士兵战斗力很差，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样，使得他们在狱中秘密写信有了可能。

遗憾的是，信还未来得及寄出，1949年3月11日，陈辉、朱敏、章德敏等被活埋于余姚中村。三位烈士牺牲时，都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朱敏22岁，陈辉、章德敏仅为21岁。“浙保”逃离后，当地民众到烈士们被关押过的屋子里查看，发现墙壁石缝中藏有几张小纸卷，展开一看，原来是具名“陈辉、朱敏、小章同上”，写于3月3日、3月8日给党组织的两封书信。信中，三位青年憧憬即将到来的胜利，勇于承认、反省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堪与红岩烈士“八条意见”媲美。

一副对联见证陈毅的革命艺术

如果说，陈辉、朱敏、章德敏在狱中写给组织的信让后人真真切切感受到革命志士的牺牲精神，一副韩国钧赠送给陈毅的手书对联，则见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艺术。

那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镇压爱国民众，摧残抗日力量。陈毅遵照党中央指示，率部挺进苏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苏北有四种军事力量：日军、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军队、地方实力派以及新四军，新四军力量最小。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与苏北军、政、工、商、学界交往频繁，积极争取中间势力。这之中，与韩国钧的交往最具影响和成效。韩国钧是苏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苏北中上层士绅中有极高的声望。因他两度主政江苏，政界、军界许多人都是他的门生。两人的交往中，陈毅除了发信函，还亲自登门拜访，通过诗联和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就是这个时期韩国钧写给陈毅的对联，表达的是厌恶内战、渴望和平的心声。不久，这份心声被转化成实际行动。

1940年9月中旬，韩国钧在海安召开苏北绅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由他领衔发出致苏北各方长官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中间势力，使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孤立的境地，为之后的黄桥自卫战役的胜利打下基础。此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陈毅率部移师海安时，韩国钧盛情邀请陈毅和夫人张茜住进家中，与陈毅把酒论文，纵论天下大事。其间，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曾会集于韩公馆共商抗日大计。

韩国钧的抗日言行，遭到日伪嫉恨。1941年，南京汪伪政权派人到韩国钧避居的城郊徐庄，威逼他出山担任伪江苏省省长，遭到韩国钧的严词拒绝。敌伪无奈，只得将他软禁起来。不久，韩国钧积郁成疾，终于不起。易箦时，他郑重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韩国钧现存书法墨迹不多,在南通博物院，及一些书籍的题签、序、跋中能零散地看到一些。

陈云为何在长征途中突然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实际上，早在《西行漫记》面世前一年多的1936年，就有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问世，连载在《全民月刊》杂志上。

“廉臣”是谁？抗战初期，有人以为他和斯诺都是美国人，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出版此书时，署“(美)廉臣著”。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这一身份之谜在维持了整整50年后终于真相大白，一同带出的还有一段长征往事。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5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5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陈云突然“消失”了。长征队伍中再也见不到陈云的身影，即便是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

原来，中央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住进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此时的上海，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工作难以展开。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认为在上海十分冒险，决定请陈云等人尽快赴苏联。

《随军西行见闻录》便是陈云在上海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虽然全文只有短短的三万字，但写得生动活泼、真实可信。比如，记述红军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时这样写道：“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在描述红军领袖如何爱护百姓时也很善于抓细节，例如，毛泽东在贵州“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陈云去苏联后，《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书稿也被带到苏联，最早于1936年春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虽然《随军西行见闻录》曾有多个版本，但能保存到现在的1949年前出版的版本已经寥寥无几，《全民月刊》上的连载版本更为罕见。

瑞士记者摄像机中的延安啥模样？

中国的革命也被瑞士记者博斯哈看在眼中，1938年，他在延安拍摄了片长23分钟的电影资料。这辑影像资料由瑞士苏黎世当代历史档案馆馆长在今年4月份赠送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为首次公开亮相。

或许有人要问，博斯哈何许人也？博斯哈生于瑞士，早年出于爱好学习摄影。曾从事过种植园管理及宝石贸易。1927年至1928年，他加入一支德国人的中亚探险队，去了克什米尔和中亚地区，从那时起，他开始从事新闻摄影。1930年，他到印度，拍摄了不少甘地的照片。此后，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拍摄过蒋介石、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1936年11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采用的那张著名的蒋介石戎装封面照便是博斯哈所拍摄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博斯哈回欧洲任战地记者。太平洋战争前去美国，报道过雅尔塔会议和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二战结束后博斯哈回到中国，在北平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

这次对外披露的23分钟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博斯哈抗战初期在延安的所见。从片中可以看到陕北地区的风貌、风土人情及陕北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片中还记录了抗战中的延安，有八路军进行军事训练、高唱革命歌曲、打篮球、小八路在简易的球台上打乒乓球的情形，尤为珍贵的是片中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画面。片中，“醒我国魂”、“欢迎坚决抗战的卫立煌司令官”的标语以及生动的抗日宣传画凸显了抗战的时代特征。

灯塔小丛书刺破黎明前重重迷雾

说起中国的革命史，红色期刊、书籍是绕不过去的。1946年以党的23篇整风文献为内容出版的“灯塔小丛书”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的印刷和一个人有关，她是董竹君，上海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的创办人，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长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党工作。

1945年春末，董竹君从菲律宾回到上海，与新四军接上关系，党指示董竹君创办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之时，出版报纸以及印文件、指示、宣传品之用。大约在当年夏初，董竹君从锦江抽资，盘下马浪路(现名马当路)377号永业印刷所，未领执照，秘密经营。同年10月，永业的印刷机器设备已不敷应用，旋即董竹君又从锦江抽出30两黄金盘下了另一个叫协森的印刷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及部分房屋。“灯塔小丛书”就是在协森打纸型和印刷的。该丛书出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刊登延安整风运动的23篇重要文献，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朱德的《论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然而，这些文献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严禁发行的。为了掩人耳目，印刷厂决定把23篇文献分散在14本书中刊发，一本里面只发一二篇文章。小丛书又薄又小，携带方便，售价150法币，相当于一张报纸的价格。它们如同黎明前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成为国统区进步青年、地下工作者的精神食粮。

据董竹君在《我的一个世纪》一书中回忆，灯塔小丛书每印一批，就会有地下党人来印刷厂把书取走，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在董竹君的印刷厂中，灯塔小丛书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读物，曾一版再版，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及至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重启，董竹君所办的几所印刷厂也应形势变化而停业。但灯塔小丛书的纸型却被地下党带到香港继续印刷，再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内地，继续发挥舆论号角的作用。（记者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