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崂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俯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本文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成元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