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斯3ИC—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车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