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致命错误

　　“马日事变”后，形势日益恶化。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转向右派。他没有杀共产党人，而用“礼送出境”的办法 , 把在江西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来，每人发200块大洋，让他们离开南昌。随后，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汪精卫是可以依靠的左派。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 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但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活动, 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出指示电。主要内容是：1.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时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 , 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 , 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 , 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 , 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 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为什么呢？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国际的指示进行了逐条批驳。陈独秀认为：“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

　　周恩来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对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用蔡和森的话说，罗易是中了“汪毒”。汪精卫看了电报，明白了国际指示中共的意图，决心分共了。他后来说：“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

　　罗易的泄密，使汪精卫确立了分共的决心。这时，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也开始转向反共。他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蒋的力量越来越大，决心再次倒戈。6月22日，冯玉祥回到郑州，即制定“清党”章程。这使鲍罗廷幻想依靠冯玉祥的计划完全破灭，共产党的处境更加险恶。

　　6月底，在武汉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也借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暴动，准备带兵进城。最后，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

　　6月29日上午，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执行了这个决定，将枪支弹药交到国民政府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而总工会办公楼则由国民革命军第8军2师李品仙部接管。当时中央机关一片混乱，未向总工会和下边作出具体布置，总工会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图，弄得手忙脚乱，一些人弃枪而逃。5000人的队伍，2000多支枪，就这样自行解散了，根本没有并入张发奎的部队。共产党失去了与国民党对抗的最后一张实力牌，陈独秀后来承认这是“莫大的错误”。“文革”中，中央专案组将此归结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其实刘仅仅是执行者，周恩来等人才是真正的决策人。

　　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何键等相继反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唐生智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同武汉政府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自杀行为，就是这种错误立场的产物。迁就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 还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罗易的泄密，使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极为愤怒，罗易在1927年6月初被调回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觉鲍罗廷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命令，于是派遣两位新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