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脂抹粉的悔过书被要求立即尽快重新改写

　　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即嘱咐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根据黄金荣的口授，整理成文。黄金荣召集亲信们商量了两次，权衡再三，有的门徒建议不要写得太坏，以免政府有把柄。经反复修改后，黄金荣才哆哆嗦嗦地在悔过书的末尾签上了大名。这份悔过书交给政府后，并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文中多是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直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黄金荣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黄又强调在日伪时期，没有落水做汉奸。黄金荣写道：“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在这份悔过书里，黄金荣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另外，黄金荣还处处诿过于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他把罪恶都推到了门生们身上去了，而只剩下了“收了太多门生”这一问题了。这离事实太远了。因此这样一份“捣浆糊”的悔过书当然不会获得通过的。于是，军管会首长立即要求尽快重新改写。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让龚天健捉刀，写了一份“自述悔过书”，于1951年5月7日，送交上海市政府。这份远较第一份诚恳的悔过书终于获得了通过。军管会立即将其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师傅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