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宣言

　　1955年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闭幕式就要举行了。进行了四五天的不公开会谈，能否拿出一个公报？各国记者都聚集在独立大厦等待消息。此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心里却没有底。

　　尽管周恩来以自己的坦诚与冷静化解了锡兰总理的发言，但亲西方的政治集团还不死心，还是死揪住反共的论调不放。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代表更表示不懂“共处”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谈判时，由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一原则刚一提出就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强烈支持。在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尼赫鲁特意叮嘱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在协议中。在尼赫鲁看来，不论站在何种立场，都没有理由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万隆会议以来，这个本该是最广泛共识的原则，却屡屡遭到曲解和质疑。

　　听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尼赫鲁终于爆发了，他顾不上使用外交辞令，走上台慷慨激昂地说，印度人既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边，也不同非共产党国家站在一边。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不结盟”的地区。亚非国家让自己成为任何一方的追随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屈辱。

　　听了这话，参加西方同盟的国家立刻坐不住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跳起来说，巴基斯坦是个主权国家，没有责任向任何国家解释自己的行为。

　　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中立政策，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另一派则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本以团结为目的的大会，眼看就要成了冷战的前线。

　　就在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周恩来又一次登上了讲台。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他那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大部分时间内控制自己，当他的神经稍受刺激之后，就以明星般的姿态上场。”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这次会议既然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儿，说是共产党的词儿，那么，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他说，如果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接着，他把各国代表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代表的建议命名为《和平宣言》。

　　鲍大可写道：“周恩来再次给会议带来了高潮，就像他先前在公开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表现得“既有灵活性，又不教条主义，以此来对与会代表发挥最大限度的个人影响。在这方面他干得十分成功。”

　　许多曾经对中国抱有成见的代表也感叹道：“他与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完全不同，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

　　4月24日下午5时，亚非会议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文件草案都已完成，只有政治委员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闭幕式的时间一拖再拖。人们都在议论，万隆会议能否在政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公报。

　　下午6时15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终于出炉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问或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条款虽然在措辞上有些许出入，但其实质都脱胎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全程采访了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后来感叹道：“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

　　1955年8月1日,尼泊尔与中国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国建交。 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1958年7月19日,柬埔寨与中国建交。1958年8月25日,伊拉克与中国建交。1958年12月20日,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建交……

　　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