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注定要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6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起火，坠毁在印尼附近海域。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值得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当时中国既没有大飞机，又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所以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可就在临行前，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变了周恩来的行程。

　　4月3日，万隆会议（又称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缅甸总理吴努想请周恩来在去印尼途中绕道缅甸，跟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碰个头。面对吴努的盛情邀请，周恩来欣然同意。这样一来，他改变了从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的计划，取道仰光去雅加达。

　　4月7日，就在周恩来一行即将离开北京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急匆匆地送来一份重要情报。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加油的机会，安放炸弹，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得知这个消息，周恩来非常重视，特意打电话嘱咐邓颖超说：“我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但先期抵达香港的同志还要坐，一定要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请他们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的安全。”

　　可当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把这个重要情报通告给艾惕思时，却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艾惕思草草表示，会给香港方面发一个电报，便没有下文了。

　　也许是感觉到了英国方面的漠不关心，11日凌晨1点半，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派工作人员找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当这位经理睡眼惺忪地听完中方人员反映的情况后，不以为然地说：“飞机12点才到香港，下午1点就起飞了，只在香港停一个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捣乱？”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让自己的工程师检查油箱，自己也会亲自到机场监督。

　　1958年，这起空难的幸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维修工程师卡尼克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当他们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时，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年轻人急忙冲出了餐厅。很显然，卡尼克提到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收买的机场地勤人员周驹。

　　1995年，国民党前特务头子谷正文接受台湾《中国时报》周刊采访时，首次披露了他参与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

　　谷正文说，保密局特务出价50万港币收买了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让他借打扫卫生之际，把伪装成牙膏的炸弹放进飞机起落架的空隙里。飞机平安飞了6个小时后，定时器启动了炸弹。

　　卡尼克回忆，正在机舱睡觉的他被爆炸声惊醒，看到股股白烟从飞机冷气管中冒出来。尽管机组成员用灭火器奋力扑救，但火势还是蔓延开来，很快机舱里就浓烟弥漫了。

　　液力系统失灵，电器系统失灵，机身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滚。机长竭尽全力想拉平飞机，使它迫降在离陆地较近的地方。但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机身断成三截，一头扎进海里。卡尼克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被巨大的气浪甩出机舱，捡了一条命，而机上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

　　令卡尼克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在飞机急速下降时，机上乘客虽然面带惊恐，却都听从指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任何混乱发生。

　　4月11日傍晚，周恩来接到北京的电话，说跟“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联系。随后，一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成元功记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没有心情吃晚饭，心上像压了一块铅。

　　提到亲手炮制的这起恐怖事件，40年后谷正文仍得意洋洋。他说，当蒋介石得知这一炸并没有炸死周恩来时，并不生气。他觉得至少给了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他们的士气。为此，还拿出9000美金，犒赏“有功人员”。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最终官至中将，也正得益于此。

　　国民党的恐怖行径并没有阻挡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脚步。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万隆。在机场的讲话中，他宣告：“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