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联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以前，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危机，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封报馆，逮捕进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推行以党治校，通令高校“整顿学风”，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训导处”,师生强烈反对。1942年，联大发起“倒孔（祥熙）运动”，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流。1945年12月1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各校学生罢课，争民主，反内战，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郊区宣传。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西南联大女生潘琰。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梅贻琦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回到北平那满目疮痍的清华园，带领师生致力于复校事业。经过八年抗战，清华师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设立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当年同甘共苦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政治分歧日渐鲜明。梅贻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本文摘自《文史参考》，作者：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