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国难当头之时，云南边陲之地，八年时间，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心神向往。

　　联大八年，是清华历史上物质条件最艰苦的时期，也是精神财富最丰厚的时期，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是今天清华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始终是联大校务的最主要主持者，人称联大“船长”，他在任期间推行“教授治校”体制，发扬自由民主风气，并将这些传统带回清华园。

　　为避免矛盾 北大南开校长“让权”清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南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和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

　　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联合西迁组成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于1937年11月迁往长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

　　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相得益彰。其实，联大成立初期，并不是毫无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校风，“文人相轻”在所难免。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写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无意间有些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北大历来追求“独立”、“自由”，一次讨论中几位教授情绪激动，“群议分校，争主独立”，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和校长蒋梦麟劝说大家，国难当头，以和为贵，这才平息下来。

　　联大成立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清华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为减少摩擦，张伯苓和蒋梦麟采取“无为”策略，全身而退，让权给比他们年轻的梅贻琦。张伯苓对梅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是“你代表我”，梅贻琦在天津读中学时张伯苓是他的老师，他尊重恩师的意见。后来张伯苓去重庆开办南开中学，蒋梦麟也去重庆另兼他职，梅贻琦成为联大实际的校长。

　　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师资都远胜过其它两校，为了平衡三校力量，梅贻琦没有把全部清华人员放在联大编制内。在昆明生活艰难，清华工学院利用暂时不用的仪器设备，建立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钱补贴清华教师，当时三所学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来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教师没有开办服务社的条件，生活更加贫困，在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寡言君子”梅贻琦的管理秘诀：学术自由 作风民主 教授治校

　　有一年联大校庆，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在梅贻琦的倡导下，三校的宝贵校风得以弘扬，“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是联大的办学灵魂，教师尽情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真正达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境界，正如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所写：“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校原来各自开设的同一门课程，在联大可以同时讲授，学生自由选择，比如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庸都研究《楚辞》，研究的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于是两人都讲《楚辞》，唱起“对台戏”；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雷海宗、吴晗、钱穆三人同时开，三大名师打擂，学生大饱耳福。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名师主讲基础课，年轻教师开选修课，这是联大的规矩，为的是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继承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而多个名师同开一门基础课，一是保障学术自由，二是加强竞争，因为选择权在学生手里，教授会更加注重教学质量。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豪华阵容”令人惊叹：国文老师沈从文，英语老师李赋宁，物理老师吴有训（建国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通史老师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冯友兰。他还选修了数论，老师华罗庚；《庄子》，老师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