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门了，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来。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一千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也能比较适时地得到供应。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给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往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一九三六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有不少的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也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之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本文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楚青编，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