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