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