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