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一走进宴会厅，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又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这十七条即：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文件第一条就是讲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②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关于“四清”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又对“十七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又讲话了，而且语气很严肃。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着实一时让与会者摸不到头脑。其实，他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对这两件，毛泽东很不满意。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并于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十七条”提出：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中央部门、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十七条”规定了社教运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三）讲文件，要抓要点，要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讲阶级斗争。要结合运动的发展，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四）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有错误的干部，要鼓励他们交代问题，揭露问题，改正错误。（六）对严重“四不清”的当权派，也要见见面，宣布来意，向他们做工作。（七）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烂掉了的。

　　“十七条”还就如何兼顾点和面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对隐瞒土地的政策、工作队的成员、集团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可以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要几个月就行了。搞运动首先要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