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直行政单位，进行着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其中一市直机关被查出多发908.87万元，在册123人，人均应退还金额7.39万。（5月3日《新京报》）

　数千万违规补贴、人均清退七八万，这样的数字，在劳动性收入“怒其不争”的当下，从公权部门暧昧而出，越发加深着社会的某种断裂与痛感。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除此之外的，都属于超发滥发。

　从武汉清退的无声无息看，发钱的深谙是非界限，不属于“不知不觉”；从清退的数量及所涉部门看，滥发显然是一种组织性行为，司空见惯。有几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据说“很多补贴都是地方政府批过的，极个别的是部门自立项目”；调查显示，在武汉，超出中央要求范围发放的津补贴名目很多，个别单位一个部门内部超出国家要求发放的津补贴13种。与津补贴滥发相映成趣的，是武汉公务员考试的火爆与竞争惨烈：4月24日，75393人在武汉市14个考点参加湖北省公务员考试，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滥发的前提是“不差钱”，公权部门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毫一厘都来自纳税人供养，何以如此出手阔绰？答案还是那句老话，“预算外收入失控”。换言之，权力捞钱的手法还很多样，而且屡试不爽；更关键的是，捞钱的过程是程序合法的，捞钱之后是可以“利益均沾”的。事实上，2005年“收支两条线”制度实施后，仍有部分收费按比例返还到各单位抵为办公经费，且上缴的收费越多、返还的越多，加之“小金库”清查不得力，“穷衙门、富衙门”便与“油水”的多寡现实地对应起来。

　数千万清退金究竟来自哪里？来自武汉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21.78亿元；而武汉行政收费多已经在社会各界形成普遍共识，“路桥费多而杂、人为设置‘罚款陷阱’等现象大量存在。”这恰恰印证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在《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的制度设计》一文中所陈述的事实——为多发津贴补贴，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千方百计搞违规“创收”，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直接导致政府职能异化和公务员角色错位。

　数千万清退金的背后，是汹涌的“罚款”、是繁重的“规费”、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各色“打秋风”。滥发的前提，是滥收，而滥收则必然对应着滥设收费项目、滥提收费标准——于此而言，这就不是一个“退”字能纾解的症结。如果多收多发只是清退了事，还不如“罚酒三杯”来得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