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不期地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苏联档案陆续开始对外开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历史关系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重视，并陆续有研究成果披露出来。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自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段历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个时候，多数研究者很长时间里也都还是沿袭着旧的思维模式，情感上很难接受共产国际与莫斯科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的说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是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由此影响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着力于证明一个结论，即：中国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国党错误干涉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并且是在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才得以走向胜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档案被公开，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包括与中共关系的文献，甚至被大量结集出版，共产国际在什么时候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了；一是共产国际毕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间，它即使起过怎样的作用，距离今天也太过遥远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失去其敏感性了。

　　这种改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一结论当即受到了其他党史研究者的批评。这类说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难见诸于公开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样观点，并且直接挑战传统的中共建党史研究的著作，却得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多数中国学者的好评。虽然该书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是，围绕着该书所进行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

　中共早期为何受共产国际的困扰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所以会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

　　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是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得很明白，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确是“跨党”，但这并不等于“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孙中山对此也很理解，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

　　因为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因为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发动事变，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