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对于自己身边的属下，如是文人，则非常客气，对于武职部属则动不动就翻脸。不过，总体上张宗昌从内心里多把下属视为子弟，爱护有加，尤其是那些善窥其意的官员，就更为得宠。有些部属在钱的问题上有所隐瞒，张宗昌对此多予以谅解。

    一日，有一群杂牌队伍前来投效，为了安顿他们，先拨给筹办费一万块大洋，该领队头目突发奇想，居然在“一”字上加了一竖，而变成了“十”万块大洋，到军需处领钱时，被发觉有异，即向张宗昌核实，张竟点头称是，隐瞒过去，终以10万元付之。后来，张宗昌召见此领队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啊，你幸亏添上一竖，倘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一”字加两竖为“卄”，古同“廿”，指二十）吗？军需处可能还无法应付呢。钱吗，咱们以后有的是，但你老弟可得好好干哪！”

    从此，这个头领对张宗昌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对待下属如此，对待友人也是一样的大方。

    薛大可也就是薛子奇，办了一份《黄报》，在文化界颇有一点名气。他与张宗昌是好朋友，二人在赌博上一样的豪爽：宁可裤带输光，誓不带一文回家。

    由于办报的经费出现危机，薛大可跑到济南找张宗昌，筹集款项。张问要多少？薛说：“三万五万不为少，十万八万不为多。”张宗昌闻听此言，笑了，他说：“子奇，你赌钱时的豪迈劲哪去了？办起正经事来怎么如此小家子气？十万八万够干什么？”说罢进入内室，一会儿拿出来一大卷公债券，总数达30万。公债券在当时非常吃香，可以立即变成现金，虽略有折扣，为数亦非常可观。

    对认识的人是这样，不认识的人，张宗昌有时候也大发慈悲，予以援手。

    一次外出途中，张宗昌遇到一妇人跪在道旁，披头散发，携儿带女，痛哭流涕地叙说道：“我的丈夫曾在大帅手下做营长，不幸于徐州拒敌时阵亡，遗下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快救救我们吧！”

    张宗昌下车好言抚慰，并且立即命随从发给她2000块大洋。事后，有人向张建议说：“大帅统兵太多，以后此类事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是否属实，这样可以避免冒充欺骗之事发生。”

    张不以为然，说：“人如果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肯做出这种出丑丢脸的事来。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想必是迫不得已，怎好忍心疑之查之，再说往还调查，要费多少时日，等到签呈批示以后，恐怕他们全家早就饿扁了。假如你的太太也愿意来这么一手，我也照给不误，你干不干？”来人竟一时无话可说。

    其实，张宗昌的性格特征就是重义轻利。君子取于义，小人取于利，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义利观。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宗昌的生活格调多么的高，这里是说张在用钱上毫不吝啬，极其大度。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作者：苏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