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学英语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学过英语，那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前后达五六年时间，可惜效果不佳，他对自己的英语成绩也始终不满意。踏入社会后，毛泽东又开始自学英语。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怀着很大的热情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学英语尤其是年逾花甲学英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斗争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学习英语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译成英语，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语，一举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个革命者必须学好外语。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常常用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语，另一方面也学了理论，用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与吴旭君一起读英语时，毛泽东要求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在跟章含之学英语时，毛泽东因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和她发生了争论。章含之坚持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则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最后，毛泽东对她说：“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学英语，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服务员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语言。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毛泽东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本文摘自《党史纵览》，作者：李光荣 李 娜）